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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森：我在大学里主修了中国文化，分别获得了考古学与历史学，以及中文学位。1971年，我完成了中文学位，并于1975年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。那时我还很年轻，对中国既充满惊讶，又无比兴奋。从那一刻起，我对中国的兴趣便与日俱增。我一直希望中国能更加清晰地向世界阐释其独特的魅力，也希望中国能在未来的发展中取得更大的成功。中国已经做得非常出色，理应更加自信；当然，任何国家都会面临挑战，但我对中国始终充满欣赏与敬意。但像我这样专注于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西方学者其实是少数。遗憾的是，这个领域的人数依然稀少。大多数学者的研究对象是现代中国，而这一领域往往涉及政治，常常会变得颇为复杂。我对中国当前的许多政策持认同态度，但在西方学术界，公开表达这样的观点可能会引起同事的不满。然而，研究古代中国就很少会有这样的顾虑。选择研究古代中国，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。 古代中国的历史、文化和思想，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中国的许多现象。

罗森：中国地域辽阔，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，但在历史上，对动植物和自然科学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。尽管中国有《本草纲目》这样的医学巨著，但在地质学、植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探索却相对有限。而在欧洲，许多学者早已投身于自然研究。例如，在达尔文之前，亚历山大·冯·洪堡（Alexander von Humboldt）便前往南美，考察并记录当地的动植物、地理和气候。我认为，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科举制度。中国的精英阶层长期以来主要专注于经史典籍的研读，而不是自然世界的探索。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学研究的发展。相比之下，工匠阶层虽然在木材、陶土、纺织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，但他们与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交集，知识难以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流通。而在欧洲，社会阶层的流动性相对更强。比如，在一个有多个孩子的家庭中，长子通常继承家业或土地，而其他孩子可能会选择接受教育、进入教会或投身科学探索。像达尔文，他原本打算成为一名牧师，但后来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是自然科学。洪堡也是如此。他们愿意远行考察。这种探索精神在欧洲的航海时代尤为重要。此外，航海本身也是一个技术挑战。相较于大西洋，横跨太平洋的难度要大得多。太平洋面积庞大，风向复杂，季节性变化显著，航行者必须掌握如何借助风力航行。而且，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，要精确确定自己的位置，必须依赖精准的计时工具。航海钟的发明正是在伦敦完成的。

　　对此，邮储银行提醒广大群众，接到自称客服的陌生电话时，务必通过官方渠道核实身份，切勿随意下载陌生软件、点击不明链接，更不能向陌生人透露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。一旦发现可疑情况，及时与银行联系，尽可能采取补救措施。同时，保留证据并拨打110报警或咨询反诈专线96110，防止发生实际损失或损失扩大。

罗森：（指着柜子上的两个方形瓷罐）这些是我祖父母留下来的茶叶罐。英国当时从中国进口茶叶，而这类方形茶叶罐是用来存放茶叶的。我祖母的家族过去是利物浦的商人，他们曾在印度经商，我猜这些茶叶罐最初来自印度，尽管它们是在中国制造的。当时，茶叶通常会先运到印度，再转运至英国。我小时候每次去祖母家都会看到这些茶叶罐，我喜欢用手去摸它们，觉得它们很光滑。还有这些（向我展示几片白色的珍珠母贝雕片），它们看起来像是一种游戏用具。贝壳片上雕刻着精美的中国风图案，有树木、人物和庙宇，是不是很美？我想，它们大概是在广东制造的，专门出口到西方，作为筹码销售。但我不确定中国人是否玩这种游戏。小时候，妈妈经常带我去逛伦敦的波多贝罗路市场。有一天，我偶然看见这些贝壳雕刻，立刻被它们吸引，就买了几片。它们很便宜，每片只要几便士。茶叶罐和这些贝壳雕片陪伴了我很多年，让我对中国的工艺和文化产生了兴趣。

罗森：是的。我一直用考古和器物来研究历史。说实话，我的观察能力比大多数人都要强。我的意思是，能像我这样做研究的人真的很少，我自己也觉得奇怪。我有很强的视觉记忆力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或许是因为小时候，我读书、写字都很吃力，我妈妈就鼓励我多用眼睛去观察事物。

　　据美联社报道，尼日利亚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说，事故发生在距离阿布贾约10公里的高速公路上。一辆满载水泥的拖车失去控制，撞上14辆堵在路上的车辆。车祸现场燃起熊熊大火，人们争相跑向安全地带，现场一片恐慌和混乱。

　　春秋旅游副总经理周卫红表示，随着更多客源地的境外游客得以通过更便捷的方式来到中国，了解、感受中国的开放态度、全球胸怀，旅游企业也将结合更多体验性的文化内容，设计丰富多样的出入境游新品。同时，澳大利亚、新西兰也有着很多华人华侨，单方面免签的推出，在方便他们回国探亲访友之余，同时也可以通过旅游，来看看中国发生的深刻变化，体验丰富多彩的生活和文化。